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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族教育的历史回顾
出处:发展所 作者:滕久文 湘西教育教学信息网 2006年07月21日
                           湘西自治洲民族教育科学研究院    滕久文

    一、建国前湖南民族教育概况 
    1辛亥革命以前的少数民族教育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少数民族仅能在生产生活中,由长辈口授历史、民间传说,手传生产技艺给晚辈。到明、清才有供土司土官及其子弟学习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县学。《大明——统志》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明令:诸土司皆立县学,……培养土司及其子弟学习文化。弘治十四年(即1501年)朱右樘再次下令:“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革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到了清代,依然沿袭明朝廷的规定(《永顺府志》卷九《土司》)。清雍正年间普遍“改土归流”后,陆续设立官办义学和屯义学,为推行科举制,各县有了县学和书院。但是这些学校教育和书院教育,只有统治阶级和富裕人家子弟才能享受,一般平民百姓无从问津。因此这里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储豆计数、结绳记事”的落后状态之中。
    当时的义学、书院,以“四书”、“五经”为其基础教材,朝廷开科取士采用怀柔政策,分给地方土著(本地少数民族)每届秀才占全县名额的2/3(约4人),举人每届在全省中约有两、三名。名额既少,又多为上层阶级和殷实富户所占有。但是,它在客观上逐渐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之兴起。  
清末罢科举、废书院、兴学堂之风也吹进边远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各县书院改建为县高等小学堂或初等小学堂,州府书院改建为州府中学堂。这是湖南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早期概貌。
    2、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的少数民族教育
    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年的教育,沿用清末的“癸卯学制”的体制。民国4年颁布的《教育纲要》将小学改为“四、三制”,中学改为连续四年,另在《教育大纲》中规定:“以古圣贤为师德,宜尊孔孟以端其基础而致用”,“宜师英美之高尚,以涵养其德性;宜师德国之严肃、庄重以锻炼其气质。”其指导思想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过当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如蔡元培及稍后的教育改革家陶行知和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等,他们主张国民均有享受教育之权利,学术思想应自由发展,学是为了用,教育要面向社会等等,给民国时期的教育渗入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思想和求实观念。这对于民族地区落后的教育,也产生了颇为积极的影响。
    其一、若干人士提倡解放妇女、尊重女权,民国初年民族地区各县陆续开办了县立女子小学,虽设学不多,但是为以后的发展和实行男女同校、使女性有更多的入学机会开辟了道路。
    其二、废除了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在封建教育思想体系中开始萌生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
    其三、引进了西方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如小学的算术、格致(自然常识)、中学的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生物)等,初步改进并充实了教学内容。
    其四、激发了有志之士的救国热情。各族中不少青年为求得救国救民之学识技艺,从清末到民国年间,离开湘西、湘南的闭塞山区,到外地、外省求学,有的还远涉重洋。虽然那时候多数人学成后在国内无用武之地,但也或多或少地推动了本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贡献。
    当然,湘西、湘南依然贫穷落后,文盲多,民众文化水平低。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曾经管辖湘西地区22县(包括今天湘西自治州8县市、张家界的桑植、大庸两县以及怀化地区12个县市),于1922年聘请长沙教育界知名人士李云杭协助兴办湘西教育,开办短期师资讲习所,培训了湘西各县小学教师数百人,制定了湘西10县(永顺、龙山、桑植、大庸、古丈、乾城、保靖、永绥、凤凰、麻阳10县)《教育案》,以及实施的步骤和方法,有普及湘西教育的规划,其重点放在上述10县。不论陈渠珍本人的指导思想如何,客观上这对发展湘西的教育有一定的催化作用。只是由于当时战争频繁,生产凋敝,人民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求生尚且困难,哪里还谈得上送孩子上学,陈渠珍的割据政府也不可能顺利实施湘西的教育计划。所谓《十县教育案》只不过是一份历史档案资料而已。当然,在陈渠珍的割据政府统治下,还兴办了一些学校,在湘西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对于培养湘西本地的各民族的人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民国初年到抗战前夕,这里的中等教育还处于草创阶段,仅有一所师资讲习所,学生仅有100多人;三所联立中学,学生有600多人,少数民族约占1/5左右。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匡算,当时少数民族人口占全部人口的60%以上。入学的少数民族学生,多数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子弟。学校设备简陋,师资力量不足,各门学科未能按规定开设,如英语、体育、音乐等科目开不齐,理化实验无实际操作等。
3、 革命根据地创办的教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省民族地区的桑植、永顺、龙山、保靖、大庸等地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为革命人民利益服务的方针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按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办教育。    ,
    1934年冬,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永顺塔卧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政府,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为提高苏区军民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发展革命力量,省政府教育部与部队共同兴办苏区教育,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教育原则,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形势,编印教材在学校中使用,或者在村寨中、集镇上向群众讲解,因地制宜开展革命教育,虽然历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是影响却是深远的。
苏区还普遍建立儿童团,组织7一13岁儿童入团,编成大、中、小队;大一些的孩子,白天轮流站岗放哨,参加打土豪的斗争会,晚上学习文化。
    为了更好地教育下一代,根据地政府开办了列宁小学(或红军小学),废除有反动内容的教材,按新划的乡设立学校,选配校长、教员,工农子女一律免费入学。当时的永保和郭亮两县(即今天的永顺、保靖县的大部分地区)有列宁小学16所,教员48人,学生1059人。苏区政府又从原有的中学、小学中请愿意为红军服务的教员上课,废除国民党政府的《公民》课,改《历史》为《社会发展简史》,上军事体育课,有时带领学生“打野外”(一种军事活动),利用节假日发动学生拾破铜烂铁,送给红军工厂,或在群众中搞宣传活动。像这样经过改造的中小学,在湖南的其他老苏区也还有。
    苏维埃政府在湖南民族地区除开办中、小学外,还办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湘鄂川黔省委党校等。这些学校也同样给老苏区军民以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深刻教育,培养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情操,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培养了大批干部和革命战士。从党校毕业的学员被分配到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队。一大批青年参加了红军队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多的时间,部队由会师时的7400多人增加到21000多人,仅根据地的永保、桑植、大庸、郭亮四县党员由原来的100多人发展到了1100多人。一大批革命青年跟随红军北上抗日。永郭联中24班学生马震、潘邦典,26班学生王业修、肖香山等人,就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北上抗日,走上了革命道路。而更多的则是受到教育的苏区各族人民,在红军北上抗日后,留在后方,转入地下,按照党的要求,坚持革命斗争。如永顺县的彭春荣少年时期在苏区接受了教育,革命觉悟得到提高。红军北上后,彭春荣逐渐长大,邀集红属和青年们,拖枪上山,和国民党政府作斗争。他以红军为榜样约束自己的军队,于1941年打起“湘鄂川黔边区民众抗日游击指挥部”旗子,活跃在四省边区和常德一带,从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阴谋和抗日活动。蒋介石从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中得知后,担忧再度出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密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仲连缉拿,孙以50万两银元悬赏缉拿彭春荣,并且组织一个师的兵力围剿彭春荣。在一次战斗中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3岁。
    红军北上后,苏区教育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据湖南省《湖南教育概况》载:1936年湖南省教育厅给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报告说:“在本省湘西十余县及浏阳、平江一带先后为匪区窃据,荼毒至惨,麻醉实深,实有举办特种教育之必要。”所谓“特种教育”,是国民党以封建独裁政治理论为指导,清洗苏区人民所接受的革命思想。1936年7月,国民党政府从中英庚款补助费中拨给湖南一万元,作为办理特种教育费用。8月教育部又指明:按照赣、鄂、皖、豫等已有的中山民众学校规程,在红军影响较深的县,设置中山民众学校。中山学校由省教育厅直接领导,称为特种教育,除开设小学的主要课程外,特别加强公民训练课、保甲自卫训练课,推广“新生活”运动,采用流动教学与固定的学校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以扩大影响,还开办成人班,学生一律免费入学。第一批中山民众学校开办10所,分设在桑植、永顺、龙山、大庸各县。第二批又在永顺增办两所。1942年,在全国各界要求团结抗战的声浪中,教育部才明令,将特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范围之内,实行统一的国民教育体制,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事实上,特种教育未能达到国民党政府的先期目的,苏维埃政府开办的教育所播撒的革命火种,在深山沟壑中四处蔓延。
4、抗日时期湖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华北、华中沦陷区大量逃亡难民以及国民党机关、学校、医务人员等取道湘黔、湘川公路去川黔时,一部分人停留在湘西各地,使湘西各地的城镇人口迅猛增长,出现了战时繁荣。其中一部分学校和教育机关迁到了湘西民族地区。如湖南省民众教育馆迁到永顺,长沙兑泽中学迁到大庸,国立商专(后改商学院)迁到所里(今吉首市),妇孺教养院、战时儿童教养院、宁乡中华中学等迁到凤凰,国立九中、常德中学、湖南行政干校迁到泸溪。……同时,湖南省外的一些大、中、小学分别迁到了湖南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湘西地区的民族教育也出现了“战时繁荣”。这样原来民族地区很缺乏的师资得到了补充,如城步县初中有了长沙陈琼璋、陈绚兮、衡阳梁中杰等中共地下党员应聘执教,永顺师范有张勖、高启沃、许锦帆、左宗白等外省人士执教;安徽教师服务团流浪到凤凰后,分别在县立小学护;教;江苏失学青年在泸溪创办“战时书报供应社”(后名战时书店),发售抗日救亡书刊,兴办难童学校,演出街头剧,开民众座谈会,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避至湖南南部九嶷山区的文教团体,同样在那里做了大量的文化教育工作,对于民族教育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抗日时期因为形势的发展变化,加上外界的支援,湖南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有较快的发展。可以说是抗战时期湖南民族地区教育的“战时繁荣”。
    1937年,湖南省教育厅指令:“湘西各县苗民最多,其教育程度低落,……兹于(民国)二十六年度起,开办苗民短期小学一百所,其教员即以湘西特区师资训练所第一班学员充任。”短期小学(简称短小)是当时颇具特点的义务教育。一、免费;二、学制一年。要求用两百天以上时间学完初小语文、数学两科基础知识;三、在设班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可流动设置办学地点。办“短小”的目的,在于帮助苗民青少年扫除语言障碍,以便于他们接受汉文化。这在当时有一定的作用,既扫除了一些文盲,又推广了义务教育。因此,在瑶、侗、土家族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曾经仿照开设,但因抗战军费激增,教育经费未能保证,到1938年推行新县制时,湖南省政府施政纲要中,文化部门戊项规定:“筹办乡、保小学,树立管、教、养、卫合一基础,并使城市乡村平均发展。”即每乡设置中心国民学校(完全小学),每保设置保国民学校(初小),“短小”并入“保小”。
到1942年湖南民族地区有了中心国民学校,少数保因地处偏远,居住分散,人口不多,未能设立“保小”。
    当时乡、保学校还附设民众教育班,对成人推行战时国民义务教育,平时到夜校学习,冬闲集中学习一个月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领导下,湘西工委发展的一些共产党员深入学校宣传抗日救亡。省立八中、八师、九师、屯中、茶师、七中、十中、十师等学生寒暑假在民族地区进行抗日宣传,辅导民众学习文化,省外的一些大、中、小学也参与其中。1943年湖南省教育厅在永绥(花垣)、凤凰、宁远苗族、瑶族聚居地区各设立一所边区小学,由教育厅直接拨款和领导,其意在于对其边区小学起到示范和辅导作用。可是在交通困难、地域辽阔的民族地区,这三所“边小”在民族教育史上只能算是划上一道浅浅的痕迹。
中等教育方面,抗战前,湖南少数民族地区仅有少数不定期的小学师资讲习所,以及省办在民族地区的湘西特区师资训练所、湘西屯区初级中学和三个行政专区(永顺专区、沅陵专区、会同专区)中的三所联合初级中学。这些学校大都是三个班级左右,教职员十人左右,学生多数来自城镇富裕家庭子弟,穷苦的少数民族学生极少。抗战开始后,1937年至1945年间,中等教育有较快的发展,除了每个行政专区设有省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外,还开办了茶洞师范、第十三中学;各县也陆续开办了简易乡村师范和初级中学,有的县还筹建了私立初级中学,但因经费、师资、设备条件等未达到标准,由省教育厅立案的私立中学不多。    
    这时的中、小学是按照国民党政府教育规程办理的,贯串着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渗透着封建主义的若干内容,但是由于当时是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救亡的形势下,进步的思想对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其一、使较多的各族青年有了入学机会,扩大了教育面,从而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
    其二、为有志求学深造的青年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打下基础,给民族地区培养本民族人才开了路。
    其三、为小学培养了一批师资,对普及义务教育有利,也为地方培养了一批干部。
    其四、影响深远的是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外省进步教师,他们带来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如传播了《新民主主义论》以及许多宣传抗日的小册子。这不仅更新和充实了某些课程内容,又在革命青年和若干进步团体中宣传了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新中国等主张,启迪了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和民主思想。有的学校还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或中共的外围组织,编印出一些小型的进步刊物、革命歌曲等,此外在人民中滋长着民主、进步的思想,形成反内战、反独裁、反恐怖统治的革命力量。
    这一时期,学校的体育卫生也有所改善,使青少年体质得到锻炼。根据1936年制定的《普及湖南全省健康教育计划草案》,一些中、小学置办了最低限度的体育设备,如篮球、排球、田径场地、武术器械、体操用具,部分学校进行了健康检查。凡需费不多,简便易行的项目,大都采用了。省立学校和各县还选拔了各族运动员参加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土家族女运动员、教练员彭善思(永顺人,建国后在四川内江师范任教,《武术》杂志几次介绍过她的事迹),多次在国术、铅球、击剑等全省和全国的比赛中获得优胜。
    这一时期是建国前湖南少数民族聚居地教育事业发展的顶峰时期。除了本地学校、内迁的中小学校外,还有外地迁来的一些高等学校,这些学校极大地补充了少数民族地区师资力量的不足。当时,一般设在城镇的学校师资水平也较为整齐。
5、抗战胜利后到建国前夕的少数民族教育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实行“清除异党”、“戡乱建国”的法西斯统治。人民的和平希望破灭了,全国陷入内战的苦难之中,百业凋敝,经济衰竭,原为“畸形”发展的湖南民族地区教育,迅速从高峰上跌落下来。
    各个中等学校和在城镇的小学,均由地方的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所控制,规模大一点的学校成立了国民党、三青团的组织,由校长或教务主任或训育主任领导,教师必须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有一些教师被强迫加入),中学、师范的学生一般要求集体加入三青团,以防止所谓“异党活动”。有的学校还成立“五人小组”、“28号信箱”等特务组织,以监视学校师生活动,开列“黑名单”,协同地方的国民党组织、国民党政府和特工部门暗害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
    国民党有关当局对学生加强思想管制,命令学校在“公民”、“纪念周”、“童军”、“军训”等课程中,大力宣传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党政府)、一个领袖(蒋介石)的奴化思想,以图达到“清共”、“防共”、“溶共”的反革命目的,想方设法破坏进步师生组织的“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等爱国家、爱民族、要求和平民主的运动。
    由于国民党政府疯狂的内战政策,无休止地抓丁派款,经济建设无法进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教育经费无着落。大批教师的工薪改发实物,“谷条”(即领取稻谷的白条子)不能兑现,难以养家糊口,加之政治上被管制,生命无保障,不少教师只好离开学校,另谋出路。外省教师则陆续返回原籍,或另走他乡。原来由外地内迁的学校也陆续迂回原址。民族地区教育质量普遍下落。 
    内战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动荡不安,官匪合一,荼毒人民,学校师生苦无宁日,尤其是1949年春的湘西“三、二事变”,殃及上起沅陵、桃源,下至麻阳、芷江等20多个县。后来,国民党残部溃退西南,在湘西收罗散兵游勇,地方恶霸企图建立反共基地,弄得半个湖南乌烟瘴气,人民丧失了仅存的一点生活资料,教育事业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民族教育事业奄奄一息。
据1949年底统计,民族地区14个县(麻阳县以及其他地区的民族乡末统计在内)近3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能够开学的小学共有1003所,学生29537人;中学16所(其中高中2所,私立初中3所),在校学生2121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485人,占学生总数的22.8%,教职员313人,其中少数民族教师仅15人。在少得可怜的学生中,穷苦人家出身的已经寥寥无几,民族教育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二、建国后湖南民族教育的新生和发展
    1.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湖南民族教育经历了接管改造、恢复发展、曲折前进、调整提高四个阶段。
(1)接管改造
     1949年,湖南民族地区陆续获得解放,建立了人民政府,开始对旧学校一一接管。当时的情况是,原国民党政府在民族地区设立的中等师范、简易师范、联立中学、县立初中等,共计20所,学生总数约400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不到300人,又多为殷实富裕子弟。小学教育七零八落,校舍破烂不堪。建国前,国民党政府作为实施民族教育重点的江华县,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时,只有中心学校15所,学生2259人,其中瑶族57人;保小(村小)208所,学生2934人,其中瑶族201人;教师共330人,其中瑶族9人。小学校舍多为祠堂、庙宇,或者借用民房,教学设备、图书和运动场地几乎为零。中等教育极端落后。据湘西自治州统计1950年全州每万人中仅有初中学生7人,高中学生0.8人。不仅少数民族学生很少,不少学校没有女学生。学前教育仅湘西州有一所幼儿园。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一片空白。
    省委和省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的规定,在接管民族地区的旧学校后,按照1949年12月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决定,对旧学校采取“暂维现状,逐步改进”的方针,省教育厅规定工作的重点是改造小学师资,改进教学方法;救济贫苦失学儿童入学;继续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3所边区小学。此外,对接管的中学、师范、小学的课程内容和每周授课时间、经费开支、工资标准等作了安排。要求学校“向工农开门”、  “向少数民族开门”,  “开展‘劝学运动’,发动各族人民子女入学”。对民族地区原有的教职工除了清除确有证据的首恶分子之外,其他一律留用,以稳定教师队伍。
省委和省政府为了办好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实施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贯彻了1951年9月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制定的有关文件精神,于当年在沅陵专区开办师资训练班,要求所属各县的边远地区选送苗族学员入学,指定凤凰50一80名,永绥35名,泸溪10名,学习4个月后回到苗族聚居区小学任教。这次共培训苗族教师113人,民族地区教育开始出现了生机。    
    1952年湖南省教育厅拟定了民族教育的工作计划,其基本内容如下:
    初等教育的方针是:巩固提高,适当发展。小学实行“县筹乡办”以解决经济困难。要求11县(见下文)在现有民族小学481校、学生33600人的基础上,全年发展60校,达到541校,学生41227人。从1952年秋季开始试点实施五年一贯制,全年培养少数民族教师218人。 按照各县人口比例,分配发展数。在师资培养上:一是扩充师范学校及简师班次 二是大量吸收失业知识分子,并施以3个月以上的短期训练,培养为新的师资。 
    中等教育的方针是:普通中学整顿、调整、巩固、提高,大力发展师范学校。要求:①省立十三中学改为湘西民族中学,会同专区下期在靖县设师范学校,兼收民族学生,培养民族师资。②省立茶洞师范、十三中(湘西民族中学),凤凰、通道等县立中学以招收民族学生为主,要求当年入学新生60%为民族学生。⑧省立第八、九、十师范学校和古丈、泸溪、芷江、晃县各县立中学,以及湘西其他省立学校,均应优先录取一部分少数民族学生。④1952年湘西各中学招收民族学生400名 。培养少数民族中学师资:选派优秀的少数民族小学教师 ,到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学校任教;抽调在职的中学少数民族教员 送湖南师范学院高级部学习;抽调高小少数民族优秀教师送湖南师范学院初级部学习;选送有培养前途的在职少数民族中小学教师 到湖南“革命大学”轮训。少数民族学生待遇:一律免缴学杂费。师范学生除给予公费外,贫苦的少数民族学生每期补助15万元(旧人民币)。 
    (2)恢复发展
    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针对全省民族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实况,省委和省政府贯彻民族政策,在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扶持,鼓励大专毕业生前去民族地区支援教育事业,并逐年增加教育经费。据湘西自治州统计:1954年至1956年共支出中学生助学金85700元。第一个五年汁划期间,国家拨给自治州的教育基建款,年均达60万元左右。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当地政府对民族教育事业同样采取大力扶助的政策。如衡阳、郴州两地区给瑶族中学生每人每期补助书籍文具费2元,生活费10元,冬季给贫困学生发棉衣。在中学、师范招生时,降低10~15分,录取少数民族学生。
    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注意民族学生的特点,适当增加学习的补充资料,探索适合民族地区学生生活习惯的教学方法。经过几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落后和民族学生很少的局面,逐步建立起新型的各族人民的学校。 
    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在发展民族地区中小学教育中,注意培养师资队伍,着重办好民族地区的花垣茶洞师范学校、吉首民族师范学校、永顺师范学校和芷江师范学校。要求以这些师范学校为主承担民族地区小学师资的培养工作,同时,外地区师范学校也为民族地区培养部分小学师资。设立在民族地区的师范学校,根据省委和省政府的指示,增加班数,扩大招生名额,大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并允许增招初师<简师)班,以应小学教育急需。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师范学校,适当放宽年龄限制,降低录取分数,定额录取。对贫苦学生每期还给15元的生活补助。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民族地区师范教育发展较快,民族地区4所师范学校,1952年在校生2050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约占20%,至1957年在校生1870人,其中少数民族生约占60%。
    学前教育逐步发展。1950年春,湘西自治州10个县,仅有1所县城幼儿园。人民政府接管以后,在各县城陆续办起了幼儿园。至1957年上半年,全州县城共有幼儿园7所,入园幼儿538人。
    从1950年开始,省委和省政府为尽快提高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素质,开展以扫除青壮年文盲为重点的农村成人识字教育。1950年冬,民族地区普遍兴办冬学、夜校,以成年人为对象,进行识字教育。1952年冬至1953年,民族地区各县陆续设立扫盲办公室,配备扫盲专职人员5—10人,培训群师,开办常年民校,在农闲时集中学习,推行“速成识字”。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鼓励广大农民识字脱盲,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1952年,全省民族地区有青壮年文盲6971661人,参加扫盲学习的有116356人,到1956年参加扫盲学习的有21699人,由16。68%上升到3l%。同时,为贯彻1951年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各地积极开展干部职工教育。湘西自治州从1951年开始办起了干部职工文化学校,继而创办了红专学校。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2年在长沙雨花亭筹办省民族干部学校,到1956年底止,共培养民族干部近干人。
    (3)曲折前进
    1957年至1961年,我国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这一时期,因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大跃进”,湖南民族教育事业发展,既有曲折,又有所前进。
    1956年10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第一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按照全国民族教育会议拟定的《1956—1967年民族教育事业规划纲要》,研究了湖南省民族教育今后12年的发展规模,办学条件和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对民族学生学业辅导和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幼儿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加强成人教育等问题。之后,湘西自治州和民族自治县相应地拟定了民族教育的发展规划,改“永顺师范学校”为“永顺民族师范学校”,将茶洞师范纳入湘
西第一师范,改为“吉首民族师范学校”。同时,各中小学和师范教育从民族学生的特点出发,研究吏地文体等科如何补充民族文化、史料、艺术、学习汉语文、外语的有效方法,并结合民族学生的性格特点、生活习惯实施《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劳动和卫生体育制度》等,以推动民族教育质量的提高。1957年,毛泽东同志“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指示发表后,这使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对德、智、体三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一些学校利用本地区的自然条件,开辟小型生产活动基地,有的则与工厂、农场挂钩,参加生产,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使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培养了学生一般的劳动技能,增强了他们的劳动观念。当时,学校的体育卫生工作得到加强,各学校普遍开设“卫生常识”(或“生理卫生”)课。城镇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普遍设医务室,配专职医务人员。农村较大的学校也有专职或者兼职医务人员,管理学校的日常卫生工作,并配合卫生部门定期检查学生健康状况,预防常见病、多发病的流传,减少疫情的传染,以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
    1957年“反右”严重扩大化,伤害了民族地区一些教育干部和教师,有的被错划为“右派”,有的被迫离开教学岗位,削弱了教育工作的力量。
    1958年民族教育受“大跃进”的影响,各自治县除大量兴办中小学外,还创办了一些中等专业学校,这虽为以后民族地区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但因一哄而起,没有较为切实的规划和合格的教师,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各类中专因办学条件极为简陋,学生实际上只学习一些最基本的生产技能,有的则以生产劳动所代替,很难培养合格的学生。是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一所高等学校——吉首大学诞生。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政府对民族地区的拨款数额在逐年增加,湘西自治州平均每年120万元。对民族学生的各项补贴和有关民族政策仍然坚持执行。
    (4)调整提高
    1959年“反右倾”斗争对民族教育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致使1958年“大跃进”对民族教育造成的“虚肿”认识不足,未能采取有效“消肿”措施。
    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给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影响了民族教育的发展。
    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央文教小组发出于《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通知》,提出了对教育发展过快的纠正意见。省委和省政府认真贯彻这一方针,并实施中央制定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工作条例》,纠正了“大跃进”中学校发展过快的现象,恢复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各种有效措施,使学校工作趋于稳定。
    通过贯彻“八字方针”,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数量虽有减少,但教学质量有了提高。民族教育的发展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恢复到了“有计划、按比例”的轨道。1965年全省民族地区小学共有10415所,在校生309051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96406人,占31.2%。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7.7%。
    这一时期,中等教育有步骤、有计划地发展。在省教育厅的统一规划下,当时对较大的集镇实行分批开办初中,对1958年以后开办的高中,则进行充实提高,调入合格的高中教师。到1965年,湖南民族地区14个县共有中学279所,其中公办的88所,民办的191所;在校学生30279人(公办有20217人,民办10062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共有14351人(公办有7564人,民办有6787人),教师共有1934人(公办为1587人,民办为347人)。
    根据“八字方针”,省委、省政府加强民族师范培养基地建设,对永顺民族师范学校和吉首民族师范学校予以充实提高,将吉首大学改为师范专科性质的大学。在招生和分配制度上予以严格计划控制,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培养民族教育师资。1965年湘西自治州3所师范院校在校生共有660人,其中少数民族228人,教师117人,其中少数民族14人。
    全省民族地区农村扫盲工作,更加脚踏实地,稳步前进。如湘西自治州,1965年全州共办有15165个扫盲班,有专职教师6825人,兼职教师16518人。参加学习的共435648人。当时湘西州的永顺县和城步苗族自治县曾成为青壮年无盲县。
    2.文化大革命十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湖南民族教育受到严重破坏,进入低潮。
    (1)停课闹革命
1966年5月16日以后,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湖南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破坏,民族政策遭到践踏。部分教师遭批判斗争,有的被下放劳动,有的被迫害致死。学生组成“红卫兵”,杀向社会“破四旧”,批斗“走资派”并开始大串联,学校近乎空城。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学生又杀回学校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夺权。同年2月,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但学生回校复课率不高。据统计,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各类学校学生回校率不到60%。
    1968年,各县革命委员会遵循关于开展“斗、批、改”的指示,向各级各类学校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各中等学校和吉首大学均停止招生,学校一度停办。
    (2)“虚假”发展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把公办中学下放到公社、大队来办和公办教师回原籍的建议”,受这篇文章影响,民族地区原有中学均下放到所在区、公社来办。没有中学的公社,兴起办中学的热潮。区以及较大规模的公社则争先恐后地办高中,厂矿、农林场办初中,县办大学。同时各级学校层层拔高办学,小学办初中班,初中办高中班,高中办大学班。称之“小马拉大车”。
1970年,遵照省革命委员会教育组的“读初中不出大队,读高中不出公社”的指示,各种类型“五七学校”、  “五七中学”、“五七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吉首大学和各中等专业学校,纷纷在农村办起了分校。与此同时,由于清理教师队伍,一大批教师下放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至1973年,湘西自治州教师被清洗出队1277人。永顺县被开除、下放劳动生产的教师占全县教师总数的1/3;保靖、泸溪等县约占1/4。
由于学校发展过快,教师奇缺,只好层层抽调教师,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高中教师教大学,甚至小学教师也教大学。教师缺额只好由大批未经训练的民办教师顶替。由于批判“封、资、修”,教师缺乏,许多学校停开外语、音乐、图画等课程,删减其他学科内容,如物理只讲“三机一泵”。考试开卷,上课自由,招生推荐,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多数学生达不到毕业要求。
    3.改革开放新时期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湖南民族教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拨乱反正,调整整顿
    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民族教育和全国教育战线一起开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民族学校教师陆续回到讲台。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全面正确地领会和执行党的教育方针,1978年至1980年,省教育厅连续3年派出调查组,深入14个民族县的71个公社和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520多所各类学校进行调查研究。省委、省政府根据调查得来的情况,采取了增加民族教育经费投入,加速培养民族干部和师资,采取适合民族地区特点的办学方法、抓紧民族地区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高校招生对少数民族学生照顾,加强民族教育研究工作,大学本、专科毕业生到民族地区从教给予优惠待遇等7条措施。为贯彻落实好这7条措施,首先,针对“文革”中造成的“虚肿”现象,对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调整。撤销一些不够条件的学校,适当集中力量办好重点中小学和民族寄宿制学校,以逐步形成村有小学,乡有初中,一个县平均每8万人口有一所高中的办学新格局。同时,经国务院批准,将吉首大学扩办为省属综合性大学。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1978—1984年,14个民族县陆续兴办教师进修学校,恢复“文革”中停办的函授教育,开展中、高师函授,轮训中小学教师。吉首大学增设系科、扩大招生规模,并专设干训部,为“l州4县”培养中学教师和干部。同时,为加强学校体卫工作,从1980年起,省、州、县联合检查了重点中小学校的体育卫生情况,并按标准给予评定,对不合格的要求限期改进。至1983年“1州4县”重点中小学校的体育卫生工作都达到省定标准。
    针对民族地区高校招生升学率较低的现状,省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对少数民族学生降低两个分数段录取,在湖南农学院、湖南中医学院、湖南师范学院、衡阳医学院开设民族班,并从1980年起实行定向招生,毕业后回原籍工作。同时,为提高教育质量,要求采用适合民族地区特点的教学方法,加强民族教育研究工作。一方面要求全省20多所重点民族中学小学,按当地民族特点确定教育教学的研究专题,进行实验。另一方面省民委在苗族聚居的湘西州花垣、凤凰和侗族聚居的通道侗族自治县选定民族小学,分别于1980年、1981年进行苗文、侗文的教学实验,探索在小学低年级进行“双语”、“双文”结合教学的途径。
其次,积极发展学前教育。1980年1月,“l州4县”分别成立托幼工作领导小组。教育部门、妇联都配备了幼教专干。区、乡和工矿、企事业单位有一位负责人兼管幼教。同年12月,湘西自治州在泸溪县召开现场会,推广该县良家谭乡“加强领导,培训师资,依靠群众,勤俭办园”的经验。1982年。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厂矿、企事业单位幼儿园持续、稳定、多类型发展,数量和质量均有提高,有的县还在城镇小学开办了学前班。
再则,开展扫盲教育,防止新文盲产生。1978年,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快扫盲步伐,大力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各民族县将普及小学教育同扫盲紧密结合,普教、业教一齐抓,严格控制小学生流失率,堵住产生新文盲的渠道,并对复盲、漏盲采取了有效措施。1981年秋后,根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出现的新形势,民族地区农村业余教育将学习文化与学习科学技术相结合,为农民生产致富服务。1982年,我省先后在进行苗、侗文试点工作的花垣和通道县用苗、侗文开展扫盲工作。芷江侗族自治县根据民族特点,分别开办“媳妇班”、“妹子班”、“壮年男子班”和“双浯(侗语、汉语)扫盲班”、“寨子扫盲班”,共有学员——万多人。
    第四,增加民族教育经费。省财政除在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包干费中安排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120万元外,1982年又追加100万元;省民委从每年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中划拨出30%的比例用于民族教育事业。当时的14个民族县每县每年有教育补助费20万元。1985年省拨给自治州的教育经费达到3122万元。
    (2)稳步发展,实行改革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1985年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中央的精神,全省民族地区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干部、群众以极大的热情和创新精神,突破陈旧的教育观念和模式,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农村教育改革实验。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的新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结构和教育教学方法逐步形成。教育的主要任务转到为
    当地经济建设服务,同时兼顾升学上来;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依靠人民群众办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对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职业技术教育;实行“三教”统筹,理顺教育内部关系,充分发挥现有人财物的作用,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实行农科教结合,解决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外部条件。可以说,从教育观念到发展教育的路子都有重大突破。全省民族地区教育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一是全面实施普及初等教育。全省民族地区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调动国家办学和群众集体办学的积极性,逐步建立乡镇办中心小学、联村办片小、村办村小和村组办简易小学(教学点)的格局。江华瑶族自治县为方便儿童就近入学增办了257所简易小学,其中9个学生以下的教学点有89个。1983年,该县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1.3%。省教育厅于1983年转发《江华瑶族自治县普及小学教育的规划》,供民族地区普及小学教育和办学简易小学参考。同时,适当放宽教师与学生编比(民族地区l:26,一般地区1:28),以便增设教学网点。1984年省政府又拨出专款,每县办两所寄宿制民族小学,一所寄宿制民族中学,给经济困难的学生以生活补助,并在14个民族县的重点中小学设民族学生班。与此同时,各民族自治地方也拨出专款,用于扶助生活贫困的少数民族学生。如通道侗族自治县从1983年起,每年拨专款5万元作为民族中学学生的学习、生活补助费,并对全县侗族女小学生和苗族、瑶族男女小学生实行免费入学政策。1984年,全县享受免费入学的少数民族小学生共2286名。
    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进行中等教育的结构改革。1981年湘西自治州农校、卫校加以扩建,陆续恢复和创办州技工学校及农机、财经、商业、粮食、公安等中等专业学校。一部分民族县开办农民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通道侗族自治县还兴办林业中学和卫生学校。常德供销学校、黔阳卫校亦定额录取少数民族学生,培养中、初级专业技术人员。1983年,按照中央关于对农村学校进行改革的要求,湘西自治州和各民族县政府在办好普通中学的同时,对中学结构进行调整,将部分普通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改办为农职业中学,在普通高中设职业班。省教委从1983年起设立职业教育专项补助费用于职业高中学校,金额由500万元逐年增加到900多万元。这项经费按照高于全省各地平均数的标准对民族地区予以倾斜。1985年,民族地区已有中等专业学校40余所,设有50多个专业,在校学生20000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45%。1986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发展职业教育要“重点面向农村,不包分配,以业务部门为主联合办学”的指导思想。民族地区从本地实际出发,丰富和发展了部门办学。芷江侗族自治县围绕山区经济的开放开发,实行农科教统筹结合,发展职业教育。县农职业学校由农委主办,县教委、科委、科协等部门紧密配合,把学校作为科技推广基地。省委、省政府在全省推广了他们的经验。永顺松柏园艺中学,立足本地,面向农业,开设以药材为主的种植,以梨、核桃为主的园艺,以猪、鸡为主的养殖等专业技术课,很受群众欢迎。全省民族地区还办起了50多所初级职业学校,招收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学习一年左右的实用技术,培养初级技术人才。
     三是积极发展成人教育。1983—198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教委等有关部委,就职工教育、干部教育和农民教育的发展下发了一系列文件,明确指出:“成人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它与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同等重要”。省委、省政府和省教委就成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全省民族地区在农村大力开展扫盲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湘西自治州各县及怀化地区的新晃侗族自治县扫盲还通过了州、地政府的验收,宣布为“无盲县”,发给了合格证。农民初、中等文化技术学校蓬勃发展。1985年,全省民族地区有县办农民中专7所,乡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239所,农民业余小学819所,参加学习的达20余万人。在城镇对“文革”期间初、高中毕业的干部职工,全面进行初中文化和初级技术补课(简称“双补”)。同时,积极发展民族地区的成人高等教育,兴办了2所电大分校、1所教育学院,并在吉首大学设立成教部,招收干部、职工和青年农民学习专业知识。
四是实施科研兴教。为提高民族中、小学教育质量,积极开展民族教育教学研究工作,进行内容和方法改革的探索。民族自治地方的各级教研机构,针对民族地区教育环境闭塞、教改信息不灵的具体情况,从80年代初起,多次派员去黑龙江、长沙、上海、北京等地学习教学改革经验,并请外地科研机构到民族地区指导,先后引进和创试了数十项教改、教法实验。如湘西自治州从1983年起,引进黑龙江“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经验,在全州部分学校进行实验,收到良好效果。民族地区教研部门编辑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体育资料,供中小学教学辅助用。为加强苗、侗族聚居地区的基础教育,省民委、省教委联合以湘族字L1988]44号文,下发了《湖南省苗、侗族聚居区小学苗文侗文教学实验方案》,在不通汉语的苗、侗族聚居区开展苗文、侗文教学实验,要求建立一支稳定而合格的“双语文”师资队伍。
    五是大力开展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为了提高民族地区教育的管理水千,省里从1986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对教育管理干部进行培训。1989年10月,省教委举办了全省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和完全中学校长研讨班。湖南教育学院承担了民族地区校长的培训任务,定期开展培训。从80年代中期开始,湘西自治州教育学院,吉首民族师范学校和芷江师范学校(1989年改为芷江民族师范学校)开办了中小学校长培训班,开始对校长进行轮训,每期时间为3个月。各民族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不定期的小学校长培训班。
    六是对民族地区实行倾斜政策。1986年,省委、省政府在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工作的决定中,制订了一系列发展民族教育的特殊措施。在教育事业费拨款保证少数民族地区高于全省人均数的基础上,继续保留1983年前设立的每年300万元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费,按项目建设包干到县,并从1988年起给每个散居民族乡每年1万元教育补助费。其他各项教育专项经费的分配,也对民族地区实行较大幅度的倾斜。据统计,“七五”期间,下拨给湘西自治州的各项教育经费共2046万元,比全省的平均数高出25%。为了帮助民族地区培训师资,从1986年开始,省教委每年拨给民族地方的每个县、市、区师资培训费lo万元。同时,还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大专毕业生和外地教师去民族地区工作。省委1983年6l号文件明确规定:在民族地区工作15年以上的外县教师农村家属户口,要在近两年内逐步加以解决;到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乡工作的外县公办教师和大学本科毕业的本地公办教师,从1984年起,由省拨专项经费,按其职称和工作年限,每月给予不等的岗位津贴;凡去支援上述地区的外县城镇教师,除享受津贴外,其城镇户口和原单位编制可保留,并可定期返回。1987年5月省教委内设民族教育处,综合管理与协调全省民族教育工作。同年9月,省人大颁布了《湖南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条例》,对发展全省散居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原则规定。
    七是发动群众,开展集资办学。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民族地区农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群众送子女受教育的意识大大增强,集资办学的观念逐渐被群众接受。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在加大对教育投入的同时,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动和鼓励农民在自愿基础上集资办学。1985年,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明确提出“治穷必兴教,兴教重育人,宁愿我们苦,幸福留后人”的振兴江华教育的指导思想,号召全县人民共同努力办教育。同年,县政府颁布《江华瑶族自治县普通中、小学集资办学的规定》,使集资办学经常化、规范化。仅1984—1989年,全县共集资717万元,建校舍14.9万平方米,维修校舍3.8万平方米,添置课桌椅2.56万套,出现了“农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新景象。1990年9月在郴县召开的全省农村教育工作会上,副省长王向天向全省各地与会代表发出“学郴县、学江华”的号召。1991年6月,省教委和省民委以江华县为现场,召开了全省民族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下发了《关于学习江华瑶族自治县发展民族教育经验的决定》,并奖励50万元。从此,全省民族地区掀起了发动群众办学的热潮。
    经过几年努力,民族地区的各类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80年代末全省民族地区有幼儿园123所,学前班2594个,在园(班)幼儿7.32万人;小学6700所,学生67.8万人;普通中学450所,学生21.3万人。17个少数民族县有“个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这些地方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学生年巩固率均已达97%以上;小学毕业生合格率达93.7%。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较快,职业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民族地区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30.7%。高等教育也发展较快,有普通和成人高校4所,在校学生3600人。成人文盲率大幅度降低,全省民族地区15周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数的比率,已由建国初期的90%下降到20.6%。全省民族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普遍有了提高。
   (3)狠抓“两基”,全面发展
从1990年开始,全省民族教育进入了提高小学教育质量,实现到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简称“两基”)为目标的新阶段。
    一是以普及初等教育为重点,促进“普九”进程。鉴于全省尚有3个民族县未达到“普初”标准,1990年2月,省教委、省民委举行了联席会议,明确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必须把基础教育抓紧抓好,以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发展初级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为给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打好基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意见,省教委、省民委通过调查研究,决定从1990年起,用三年时间帮助民族地区居住分散的边远山区乡镇,分批建设好300所寄宿制中心小学,两委就办校的范围、规模、标准、补助经费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后来,两委又决定用两年时间,再建200所这样的学校,保证每个少数民族乡镇都有一所寄宿制中心小学。同年11月,省教委下发了《关于加强民族地区村级小学管理的几点意见》,强调减少自然环境和落后经济条件给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占民族地区小学总数90%的村级小学(含片小,教学点)的教育质量。1992年,以保靖县“普初”验收合格为标志,全省17个民族县全部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
     为了巩固普及初等教育的成果,为“普九”铺平道路,省人大于1995年8月通过了《湖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普及义务教育若干规定》,使各地行政有据,推动民族地区以普及教育为重点的各类教育不断发展。同时,为解决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儿童因贫困失学的问题,扫除“普九”道路上的拦路虎,省委、省政府于1994年下发(湘委23号)文件,决定从1995年到2000年,将省财政每年给各民族县每县20万元的“民族教育补助费”改为“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助学金”,并增加到每县30万元,用于少数民族特困户子女的学杂费补助。
    二是继续实行倾斜政策,促使民族教育不断发展。在实现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以后,经省委和省政府批准,1993年10月省教委、省民委联合在吉首市召开了全省第二次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民族教育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具体部署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保持民族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一步推进民族教育的发展。1994年12月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对发展民族教育有关经费、招生和师资培养三个方面的优惠政策措施作了明确规定。
    针对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初中建设这个薄弱环节,省教委于1993年开始实施“五年百校工程”,即用5年时间,重点扶持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建设100所寄宿制初级中学,民族地区分配78所。1998年开始,省财政厅和省教委计划用5年时间,投入7710万元帮助贫困县和民族县建寄宿制骨干初中257所,其中安排民族县153所,总金额达4590万元。
    与此同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和“义教工程”发展民族教育。世界银行贷款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从1992年开始启动,1998年底关闭。全省首批项目15个县,其中有龙山、凤凰、泸溪、麻阳、江华、城步等6个民族县,分获11l万、105.5万、105万、105.5万、96万、100万美元的贷款。1997年世行贷款第四个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启动,全省项目县11个,其中有保靖、永顺、吉首、芷江等4个民族县位列其中,分获60万、70万、60万、65万美元的贷款,该项目到2002年关闭。这些贷款主要用于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添置课桌椅及仪器设备图书,改善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师资培训等。省教委多次派人深入有关县,帮助搞好项目规划、配套资金筹措,有效保证了项目正常运作,世行官员对此表示满意。1995年底,国家教委、财政部下文对全省23个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从1995年开始连续实施3年,共安排专款8200万元。根据全省实际情况,地方财政拨款配套资金的比例省级为1,地县两级合为1,省级财政拨款配套资金与中央专款一并按年度计划下达。1995、1996、1997年连续3年,共安排民族自治地方的13个贫困县6395万元,其中湘西自治7个县(不含吉首市)3474万元、桑植735万元、城步410万元、江华649万元、麻阳515万元、新晃334万元、通道278万元。这些资金重点用于改善中、小学的办学条件,13个民族县共有134个乡828所学校受益。还有,在民族寄宿制学校建设中,1990年至1995年连续6年,全省共投入建设资金1.65亿元,其中省级2300万元,地、州、市200万元,县、市、区、乡镇自筹1.4亿元(含群众献工献料)。全省民族地区(含散居民族乡)共建成并通过省级检查验收寄宿制中心小学609所,遍布全省11个地、州、市。全省寄宿制中心小学共新建改建教学与生活配套用房30万平方米,添置必要的生活设施,增拨蔬菜基地近2500亩,基本解决了这些学校学生的生活问题。在寄宿制中心小学就读的小学生占民族地区小学生总数的40%,  五、六年级学生占到80%。靖州、江华、新晃、桑植、永定、龙山、泸溪、凤凰等民族县以及绥宁县的民族乡,都建成了一批档次较高的规范化的寄宿制中心小学,彻底改变了办学条件落后的状况,出现了当地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景象。1996年12月,省教委、省民委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联合召开了“全省民族寄宿制中心小学建设工作总结表彰会”,总结了成绩和经验,表彰了8个先进县和30所规范化寄宿制中心小学。
     三是以湘西自治州为突破口,举全省之力,发展湖南民族教育。首先启动“希望工程”。为帮助湘西自治州发展教育,1994年4月,省委、省政府决定发动省直机关和经济效益较好的大、中型企业,帮助湘西自治州建设100所希望小学。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省教委以湘团联[1994]24号文下发了《关于援建湘西州首批希望小学的通知》。loo所希望小学分批建设,建设资金省里按每所15万元分两次下拨,地方按1 c1配套。所建希望小学由湘西自治州统一规划,按省教委颁发的合格学校标准组织施工。这一重大举措,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公司出资247万元,帮助建设了8所希望小学和1所希望中学。湘西自治州1995年一年共接受援建资金2298.5万元,建起希望小学132所,这成为当年全省十大新闻之一,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作了报道。1995年9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临自治州参加“百所希望小学竣工庆典”,并当场捐款4000元。至1997年底,全州共投入希望工程资金6500万元,其中引资4200万元,新建希望学校229所,改建校舍面积16万平方米。全州已有158所希望小学建立了标准化希望书库;有152所希望小学添置了录放像设备和动画录像配套教材。1995年,省委、省政府又号召全省筹集“湘西希望工程光彩基金”,以救助失学儿童。省工商局、省工商联、省教委、团省委联合发起筹措“希望工程光彩基金”。全省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纷纷奉献爱心,积极为光彩基金捐款。经过一年多努力,共筹措光彩基金8581万元。湘西自治州16万名干部职工和个体私营业主共捐资1368万元。截至1997年底,湘西自治州累计救助失学儿童6万余名,救助金达1200万元。
其次实行对口支持。1994年9月,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支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意见》,决定把湘西自治州作为全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要求举全省之力加大对湘西的投入和对口扶贫的力度。按照省委和省政府文件规定,长沙、湘潭、株洲、衡阳、岳阳、常德6个省辖市对口扶持自治州龙山、永/顷、泸溪、花垣、保靖、古丈6县。这6个市与州县签订了1995—2000年的扶持规划,教育成为6市扶持重点之一。至1997年,6市共投入教育方面的资金600余万元,援建改建学校16所,帮助培训骨干教师100余人。1996年10月,省委、省政府派出扶贫支教工作队,深入全省10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支教活动,其中有4支支教队进驻花垣、保靖、永顺、桑植4个民族县。为了肯定这一作法,继续实行对口支援。省教委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教育对口支援协作有关工作的通知》,成立了协调领导小组。
    为贯彻落实省委和省政府文件精神,省教委提出了帮助湘西自治州建好吉首民师、州民族中学、凤凰县廖家桥职业中专学校、龙山县教师进修学校和泸溪县白沙中心完小等5所“窗口”学校的方案。省教委帮助州民族中学通过国家外经贸部申报获得1亿日元援建项目,会商省财政厅、省计委、省民委为其安排了配套资金100万元,另安排了由邵逸夫先生的捐款40万港元,新建了综合大楼和运动场等,极大改善了该校办学条件。对凤凰廖家桥职业中专学校,1995年省教委拨款50万元,加上州县自筹共100万元,改建和新建丁教学楼和学生宿舍,使其顺利通过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学校的验收。
    四是坚持不懈地开展扫盲教育。全省民族地区根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和统一部署,把扫盲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基础工程,狠抓落实,脚踏实地地开展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普遍实行了“双线承包责任制”,即政府一条线,县政府与乡镇、乡镇与村、村与组层层签订了“扫盲目标责任书”;教育系统一条线,县教育局与乡镇学区、学区与学校,层层签订责任状。乡村则制定“村规民约”、“村民公约”,对文盲半文盲实行交扫盲抵押金,脱盲有奖,对未脱盲人员不开外出打工证明,不给办结婚证、准生证等制约措施,同时对积极参加脱盲学习并取得优异成绩的给予各种优惠。
    鉴于苗、侗文扫盲工作经过长期试点已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从90年代开始,我省在湘西州内苗族聚居的6个县市以及侗族聚居的通道侗族自治县广泛开展了苗、侗文扫盲工作,每年有近2万名苗、侗族群众通过苗、侗文扫盲而脱盲。1995年9月,国家民委和中国社科院联合调查组对湘西苗文试验推行工作进行总结调查。通过调查,认为其“双语双文四步转换”教学和苗文科普扫盲教育相结合是好方法,为解决全国同类地区问题提供了新鲜经验。
    1997年5月,省扫盲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决定,省直17个扫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省教委机关各处室建立扫盲工作联系县制度,‘麻阳、城步、永定、保靖、古丈、花垣、桑植、凤凰、芷江等9个民族县各有一个省直单位和省教委处室联系帮助工作。同年底,这9个少数民族县扫除青壮年文盲工作,通过省级评估验收合格,保靖、麻阳、永顺还于1998年通过了国家扫盲复查。至此,全省民族自治地方17个县(市、区)全部实现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任务。
    在开展农村扫盲教育的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把民族地区的成人教育列入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努力提高“当班人”的文化科技水平,提高其综合素质。在农村积极开办乡(镇)、村两级农校,把学文化同学技术结合起来,开展广泛的实用技术培训和技术推广。据湘西自治州、怀化、张家界三个地区统计,民族县在民族聚居地区70%的乡镇办起了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1991—1993年统计共办实用技术培训班近2万期,参加培训的达100多万人次。1998年,全省民族地区农村共有513145人次参加培训。同时,城镇成人教育除了依托大专院校外,还开展自学考试进行学历教育,同时开办成人职工中专,开展学历教育和干部职工岗位培训。
五是积极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经过社会各方的努力,目前,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共有职业中专和职业高中30所,农民中专8所,还有14所“3十1形式的职业初中。全省经国家认定的省级重点职业学校共20所,民族地区有5所,占全省总数的25%。全省民族地方职业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已占整个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55.6%。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的综合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并涌现了芷江县职业中专、永定区旅游职业学校和风凰县职业中专等先进典型,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1995年全国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现场会就是在凤凰县召开的。
    六是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又有了新的发展。从1988开始筹办的武陵高等专科学校(原名武陵大学),于1994年2月15日由国家教委正式下文同意设置,并确立了省、市共管体制和2000人的发展规模。从1994年开始,又陆续在吉首大学、武陵高专、怀化师专、湘潭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和零陵师专开办民族预科班。1997年11月,吉首大学通过了国家教委组织的本科教学合格评价。同时,中等师范学校和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继续实行定向招生,为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培养师资。从1990年起,在吉首、永顺、芷江3所民族师范学校和武冈、道县、桃源3所师范学校分别开办“三定”师资班,主要招收民族地区边远乡镇(含散居民族乡)的少数民族考生,采取签订合同的办法,实行定向、定额招生和定向分配到村小和完全小学。全省确定定点乡镇199个,招生指标220名,定点乡镇每年录取1—2名少数民族考生,毕业生回民族地区边远贫困乡镇从教,逐步解决这些地方教师“派不进、留不住”的问题。
  (本文建国前部分发表于《民族教育研究》1988.年第6期,建国后部分载于滕星主编《中国民族教育五十年》一书和朱俊杰等主编的《湖南民教育五十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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